中邦古代有没有重要污染境况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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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工业废气
跟化学空前发达的现代比起来,古代人应该比较环保吧,但历史上有没有严重污染环境的事例?或者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事例呢? 正是由于宋代城市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城市规模不断
中邦古代有没有重要污染境况的事例?

中邦古代有没有重要污染境况的事例?

  跟化学空前发达的现代比起来,古代人应该比较环保吧,但历史上有没有严重污染环境的事例?或者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事例呢?

  正是由于宋代城市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出现了城市发

  展和环境卫生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宋代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兹将其按空间来划分,主要

  两宋时期,城市呈现出了与以往时代完全不同的状态,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坊市

  合一,城市街道卫生状况也不容乐观。当时城市街道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唐末以来,人口的增加以及坊市制度的打破造成城市土地使用紧张,侵街就成为了

  唐文宗时,长安左街使上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

  造舍屋,侵占禁街”。①可见,唐时的长安(今陕西西安),侵街现象已初现端倪。五代

  时,因为开封城中人口众多,居民侵占街衢修造房屋,导致街道中难以过“大车”,“民

  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周世宗为此下令:“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 ②看得

  出,此时的开封,侵街不仅使街道狭隘,也致使街道曲折不直,由此,朝廷才从这两方

  面入手治理侵街,一方面顺直街道,另一方面规定街道必须宽阔至 30 步。

  先撤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

  虽然当时宋真宗亲自下诏,要求拆毁侵街建筑,却受到“贵要”大户纷纷抵制,皇帝不

  得不收回成命。然而,侵街现象过于严重,特别是“沮事者皆权豪”,使得志在广街衢

  的谢德权以死相逼,才得到了继续拆毁侵街建筑的命令。在襄州(今湖北襄阳),“道旁 ① 王溥:《唐会要》卷 86《街巷》,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76 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92,显德二年十月丁未,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9532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1,咸平五年二月戊辰,第 1114 页。

  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中,侵街最严重的是原宰相夏竦所开邸店,知州周湛在整治

  元祐五年(1090 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皇帝,指出:“有司毁拆屋舍太过,

  居民不无失所,虽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还是“乞先降指挥,除大段窄

  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②事实上,北宋中后期,针对这样的侵街现象,的确

  南宋时期,侵街现象与北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临安城内“城郭广阔,户口繁夥,

  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③甚至像明州

  (今浙江宁波)这样的一般城市中也因为“生齿既繁”,导致“侵冒滋多······跨衢而

  尽管侵街的普遍存在,是受到两宋时期人们对金钱、利益过度追求的影响,但它却

  造成了城市混乱无序的结果。道路、桥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铺等建筑物所占据,大大

  宋代城市中人口众多,像北宋东京、南宋临安人口都在 130 万以上,每日产生的生

  活垃圾不计其数。这些垃圾部分是被人直接倾倒在道路上,甚至临安别试院也是“粪壤

  堆积”。⑤宋政府针对这种情况作出了“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⑥的规定。宋宁宗时,

  知富阳县(今浙江富阳)程珌在看到衢州(今浙江衢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城市洁

  净后,非常羡慕,他说:“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

  遗”⑦,并以此为例来劝谕富阳百姓。可见,当时很多地方是很脏乱的。另外,一些民

  间习俗也多在街道中进行,同样留下了很多垃圾。开封城中居民在祭祀时,往往“拦街

  设祭”。⑧苏州城中居民娶妇时,“以灰和蛤粉,用红纸作数百包,令妇自登舆,手不辍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0,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第 4600 页。 ②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 19《乞车驾所过不毁民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00 册第 246 页。 ③ 吴自牧:《梦粱录》卷 10《防虞廵警》,第 150 页。 ④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 3《坊巷》,第 5020 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97,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丁未,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3324 页。 ⑥ 窦仪:《宋刑统》卷 26《侵巷街阡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16 页。 ⑦ 程珌:《洺水集》卷 19《壬申富阳劝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71 册第 455 页。 ⑧ (元)脱脱:《宋史》卷 125《礼志》28,第 2917 页。 ⑨ 庄绰:《鸡肋编》卷上《近时婚丧礼文亡阙》,第8页。

  同时,城市是各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来往商旅众多,大量以牲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

  也行走于城市道路上。仅《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牲畜就有 60 多头,《东京梦华录》

  所记载的太平车也是“驾车人在中间······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①如此

  宋代城市道路多为土路。“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②这是司马光用来描写开封

  城道路的诗句。不难看出,当时开封城中道路尘土极多。不仅皇帝出行要洒扫道路,甚

  至达官贵人们出行也要“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 蓬勃”,③这

  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临安人将这种洒过水的路称之为“水路”。④城市中砖石路

  数量不多,慈溪县(今浙江慈溪)修筑一条“石板筑砌,路阔七尺”的砖石路,也是因

  得到丞相的命令才修筑而成,之后城中居民“欲榜以‘相公路’”。⑤可见,砖石路的修

  由于砖石路数量极少,遇到雨雪天气,交通便“泥滓狼藉满街衢”⑦。镇江(今江

  苏镇江)大市口地处繁华,往来车马甚多,造成道路泥泞不堪。⑧会稽(今浙江绍兴)

  城中“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 ⑨甚至在大臣去世,皇帝吊唁也因为道路泥

  泞而不能成行。元丰六年(1083 年),高密郡王宗达去世,宋神宗“欲即幸其第”,适逢

  另外,遇到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之时,往往“流民饿殍充满道路”,11死尸堆积街头。

  南宋初,建康城被金兵攻破,“四城中头颅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

  间”。甚至两年之后,收复的建康城中仍然“阡陌沟渠暴骨皆充斥”。12大量的死尸抛弃

  ① 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 3《般载杂卖》,第 113 页。 ② 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 2《都门路》,巴蜀书社 2009 年版,第 77 页。 ③ 周煇撰,刘永祥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 2《凉衫》,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53 页。 ④ 周煇:《清波杂志·别志》卷中,丛书集成初编,第 2774 册第 136 页。 ⑤ 梅应发:《开庆四明志》卷 2《驿亭桥路》,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5944 页。 ⑥ 周煇撰,刘永祥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 2《凉衫》,第 53 页。 ⑦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 1《水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5 册第 8 页。 ⑧ 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大市口宋代水井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6 年第 1 期。 ⑨ 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 1《街衢》,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7100 页。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3,元丰六年二月丙寅,第8023页。 11 赵抃:《清献集》卷 7《奏状论久旱乞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94 册第 845 页。 12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 43《义冢》,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041 页。

  城市中的水域包括了河湖、井水等多个方面,宋代城市所面临的水域污染也是以这

  关于宋代城市中河湖的污染,史料中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史料可分为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城中居民占用河道;二是城中生活垃圾向河渠的排放;三是亡没尸体随意

  两宋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土地资源紧缺,在侵街现象出现之外,也出现了侵占

  河道的现象。宋仁宗时,东京城中达官显贵“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道不通”。①元

  祐年间(1086~1094 年),杭州城内,运河“两岸人户复侵占牵路,盖屋数千间,却于

  屋外别作牵路,以致河道日就浅窄”。②南宋临安城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梦粱录》中有

  德寿宫之东,今宗阳宫有茅山河,因展拓宫基填塞及民户包占。虽存去水大渠,流

  可见,临安城中普通百姓、官僚甚至皇室都有侵占河道的情况。再如临安城有三条排水

  渠也“为居民湮塞”,④明州城中居民“跨壕造浮棚,直抵城址,不惟塞水道,碍舟楫”。

  ⑤这种现象的出现,造成了河渠阻塞、排污不畅、河水污染等严重的后果。请看下面一

  (淳熙)七年(1180 年),守臣吴渊言:“万松岭两旁古渠,多被权势及百司公

  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内寨前石桥、都亭驿桥南北河道,居民多抛粪土瓦砾,以致填

  临安城万松岭旁的河道,是当地居民抛洒垃圾、废弃物的场所之一,最终导致河道堵塞。

  ① (元)脱脱:《宋史》卷 316《包拯传》,第 10317 页。 ② 苏轼:《苏轼文集》卷 30《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70 页。 ③ 吴自牧:《梦粱录》卷 12《城内外河》,第 179 页。 ④ 吴自牧:《梦粱录》卷 11《堰闸渡》,第 168 页。 ⑤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 3《公宇》,第 5023 页。 ⑥ (元)脱脱:《宋史》卷 97《河渠志》7,第 2400 页。

  而西湖也 “庖厨湢室悉处其上”,①达官显贵们在此“濯秽洗马,无所不施”。②作为杭

  州城的重要水源地,厨房、浴室建于其上,各种洗涤活动也在此进行,必然导致西湖的

  污染。淳祐二年(1242 年),明州地方官陈垲说道:“(米行河)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

  棚,污秽窒塞如沟渠”。③时人在规劝人们节约粮食时写道:“世人弃残饮食酒酩于沟渠,

  皆为地神收贮于此,俟其命终,则令食之。”④这说明,当时人们确实有将残茶剩饭随意

  在战争或自然灾害之后,大量的尸体也被抛弃到河渠之中。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

  六月,知秦州(今甘肃天水)张炳言:“先受诏以仓粟粜与贫民,使者刘文保复赍诏诏

  臣罢之,民饥益甚,转死沟壑者愈众。”⑤大中祥符初年,张傅知楚州(今江苏淮安),

  遇到饥荒,在向转运使求赈粮而不得后,他发出了“民转死沟壑矣”⑥的感叹。咸平三

  年(1000 年),泰州(今江苏泰州)疫病流行,“饿死者不少,无人收拾,沟渠中皆是死

  宋政府推崇土葬,对尸横沟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年,宋太祖下诏:“王

  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

  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⑧因为这项政策,致使许多贫民死后无力安葬,只能随意

  丢弃在河渠之中。宋徽宗在《居养安济漏泽事物仰监司廉访分行所部按察御笔》中就写

  道:“贫无以葬,或遗弃水中”;⑨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 年),建康城内外,“民间因有死

  由于河渠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导致人们误入河中溺死,也客观上造成了对河水的

  污染。如临安城中大部分河道两岸没有护栏,以至于有醉汉“夜行经过,如履平地,往

  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 33《六井》,第 3656 页。 ②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 33《六井》,第 3656 页。 ③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 12《叙水》,第 5154 页。 ④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 8《黄十翁》,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32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8,太平兴国二年六月癸卯,第 406 页。 ⑥ (元)脱脱:《宋史》卷 300《张傅传》,第 9975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6,咸平三年三月丁未,第 1003 页。 ⑧ 王偁:《东都事略》卷 2《太祖本纪》2,第 382 册第 29 页。 ⑨ 佚名:《宋大诏令集》卷 186《居养安济漏泽事物仰监司廉访分行所部按察御笔》,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681 页。 ⑩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 43《义冢》,第 2042 页。 11(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 20《行都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7 页。

  不仅是河湖,城中的井水也屡遭污染。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下水是井水的来源,

  污染了地下水就必然会污染井水。所以,无论河渠、废井,只要是污染了土壤就有可能

  考古发现的镇江宋代古井,其上部四米是用宽 14 厘米、厚 3 厘米的半断砖,下面

  用两端有凸凹桦的弧形砖连接砌成的,井壁光滑①。然而,像这样结构的水井在宋代并

  不是大规模修筑的,景定四年(1263 年),姚希得考察建康城诸军寨的水井,就得出“甃

  井少,土井多”的结论。②由于宋代水井多为土井,井水与土壤之间没有阻隔,所以土

  壤中的有害物质就非常容易对井水造成污染,特别是城市中街道、河渠污染严重,直接

  城市中人口众多,商家林立,每口水井都承担着很大的供水任务,极易造成井水污

  染。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北宋前期开封城中的水井已满足不了当时的需要,

  直到庆历六年(1046 年),京城在“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③这

  才缓解了用水困难的问题。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临安城中有井 45 处,每处井

  口多寡不一,④城中居民日常生活都赖于此,生活垃圾掉入井中,也会导致污染。另外,

  由于水井使用频率非常高,致使井水缺乏自净时间,经常处于浑浊状态。宋人也认识到

  了这一点,时有语称:“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浊了”,⑤又有:“一井水终日搅动

  便浑了”。⑥再者,有一些不讲公德之人,用水时不知道保持井水卫生,苏轼就曾在井口

  “洗我两足泥”。⑦更有甚者,出于军事目的或有其他犯罪动机,往井中投毒。宋真宗时,

  辽国曾派人在永静军(今河北东光)境内,“潜置毒于瓶甖,投之井中”,其目的就在于

  由于各种原因,死尸也时常出现在水井中,造成井水的污染。嘉祐四年(1059 年),

  欧阳修在知开封府任上,“日阅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

  ① 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大市口宋代水井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6 年第 1 期。 ②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 39《制使姚公希得任内修甃诸营寨水井》,第 1975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8,庆历六年六月丙寅,第 3831 页。 ④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 37《城内外井》,第 3686~3690 页。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59《牛山之木章》,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393 页。 ⑥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 3《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705 册第 90 页。 ⑦ 苏轼:《苏轼诗集》卷 43《自雷适亷宿于兴亷村浄行院》,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367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9,景德二年二月癸卯,第 1319 页。

  死所”;①谏官余靖在劝宋仁宗体恤百姓时说道:“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

  矣。”②看得出,生活困穷之人将投井作为结束生命的一种方式。此外,井还是杀人藏尸

  的一个去处,《宋史》中就记载了青州城中“有杀人投尸井中”;③景德四年(1007 年),

  河南府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杀人案,知府向敏中派人四处搜寻尸首,结果“得之井中”。④

  若是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建炎元年(1127 年),庄绰在从南阳经许昌到商

  除了人尸之外,动物失足坠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特别是遇到蝗灾时,到处都是飞

  蝗,井里也不例外。景祐元年(1034 年)三月,开封府判官谢绛言:“蝗亘田野,坌入

  郛郭,跳掷官寺,井堰皆满”。⑥这些人畜尸体投入井中后,必将带入各种病菌,对井水

  空气污染是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空气污染的因素很多,最主要因素

  沙尘天气往往伴随大风出现,携带大量尘土,使空气污浊不堪,造成严重污染,在

  宋代,这样的恶劣天气也时有发生。根据《宋史·五行志》及《文献通考·物异考》的

  记载,从端拱二年(989 年)到北宋末,仅首都开封一带出现的扬沙天气就有 16 次之多。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89,嘉祐四年正月丁酉,第 4547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0,庆历四年六月丁未,第 3634 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 299《田瑜传》,第 9948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5,景德四年六月庚申,第 1465 页。 ⑤ 庄绰:《鸡肋编》卷上《金刚经之效应》,第 21 页。 ⑥(元)脱脱:《宋史》卷 295《谢绛传》,第 9845 页。

  该表只是根据上述两文献所记载的有明确表述为扬沙天气的材料而得出,他书所记

  不在此列,未被史书记载的更是无法统计。从上表来看,北宋开封附近的扬沙天气有以

  第二,扬沙天气多发生在春、夏两季。在有记录月份的 14 次中,发生于正月的有 1

  次,二月的有 3 次,三月的有 3 次,四月的有 3 次,五月的有 1 次,六月的有 3 次。这

  第四,扬沙天气大多发生在白天,仅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一次是晚上出现的。

  第五,扬沙天气的强度大。景德四年(1007 年)三月与天禧四年(1020 年)五月

  的两次沙尘都达到了“蔽天”的程度。而端拱二年(989 年)的一次竟 “尘沙曀日,人

  第六,扬沙天气中的沙尘多为西北风所带来。在记有风向的 7 次中,4 次为西北风,

  2 次为东北风。仅有 1 次为东南风,即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六月,“京师大风起巳

  拿今天来看,我们所经历的扬沙天气,多在春季,盛夏的六月几乎没有,1000 年前

  的宋代开封为什么不然?另外,北宋前期与后期发生扬沙天气的季节有明显变化,这其

  注:造成开封地区扬沙天气的高压主要为蒙古高压;大气环流要经过沙源地才能形成扬

  发生扬沙天气除了要有沙源地以外,一个重要的气候条件为:当地的气压要明显低于沙

  源地,在没有较强暖湿气流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形成强对流天气。根据北宋前期与后期

  东京扬沙发生时间的季节变化,结合图 2-1,可以肯定地说,北宋前期开封地区与蒙古

  高原形成的气压差要大于后期。在蒙古高压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北

  宋前期开封地区的气温要高于北宋后期;今天开封的气温要低于北宋前期,而与北宋后

  当然,如果考虑到蒙古高压的变化,以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对东南暖湿气流的

  不仅开封地区,其它地区发生扬尘天气的也有很多。例如,熙宁六年(1073 年)四

  月,北京馆陶县(今河北馆陶)“黑风”。①淳熙十六年(1189 年)六月,“行都钱塘门启,

  黑风入,扬沙石”。②而衢州的江山县(今浙江江山),每年春天都出现扬沙,当地人“谓

  之‘黄沙落’”。③总之,宋时扬沙天气在北方是经常出现的,不仅“害桑稼”,④而且严

  不仅是扬沙,雾霾天气在宋代也经常出现,严重地破坏了空气质量,《宋史·五行

  建炎二年(1128 年)十一月甲子,北京大雾四塞,是夕,城陷。三年三月,

  车驾发温州航海,乙丑,次松门,海中白雾,昼晦。六月,久阴。四年三月乙丑,

  绍兴三年(1133 年),自正月阴晦,阳光不舒者,四十余日。五年正月甲申,

  雾气昏塞。七月,刘豫毁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七年,氛气翳日。八年三月甲

  寅,昼晦,日无光,阴雾四塞。乙卯,昼夜云气昧浊。四月,积雨方止,气雾四

  乾道二年(1166 年)十一月,久阴。五年正月甲申,昼蒙。六年五月,连阴。

  六月,日青无光。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6《物异考》12,第 2407 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60 页。 ③ 庄绰:《鸡肋编》卷上《衢州黄沙落》,第 29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5,景德四年三月甲寅,第 1449 页。

  庆元二年(1196 年)二月己卯,昼暝,四方昏塞。三年二月丁卯,昼晦,昏

  雾四塞。六年十一月辛卯,嘉定三年(1210 年)正月丙午、十年正月乙未、十三

  材料中显示,两宋时,北京(今河北大名)、温州(今浙江温州)、临安等地频频出现大

  雾天气,严重到“对面不见”。金兵南下时,正是利用大雾的有利时机,攻破了城池坚

  雾与沙尘天气一样,均包含有大量的烟尘粒子,使空气变得“昧浊”,危害人体健

  康。两宋时期,这两种天气的出现频率之高、影响之严重,都是宋代城市空气污染的重

  城市生活生产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也是造成宋代城市空气

  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不仅造成了空气污浊,而且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控制碳排

  放量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由于宋代与现在的各个方面都不能同日而语,所

  以研究宋代的碳排放,只能以唯一不变的人本身作为对象了。根据国际通用的英国石油

  公司(BP)所开发的碳排放计算器②,除去所有现代电器产品的排放,计算得出每个人

  一年要向大气中排放大约 1.2 吨二氧化碳。结合前文得出的宋代城市人口数量,可得出

  ① (元)脱脱:《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61~1362 页。 ②British Council

  为了能进一步说明这些碳排放量对城市空气造成的危害,我们将东京城区与开封府

  据考古发现,东京外城东墙约 7660 米,西墙约 7590 米,南墙约 6990 米,北墙约

  6940 米,①面积约为 53.1 平方千米。按城区人口 130 万计,则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

  以元丰时开封府整个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 13.6 户②,乘以宋代北方户均人数 9

  人,得出开封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2.4人,则每平方千米年碳排放量为146.9吨。

  单以人口计,开封城区每平方千米年碳排放量是整个开封地区平均值的 196 倍,如

  果再算上城乡植被覆盖率的差距,则这个倍数会更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城

  城市街道与水域中的垃圾堆积,也影响了城市的空气质量。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

  1038 年),欧阳修看到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城街道狭隘,“不能容车马”,当地居民人

  畜共居一室,“灶廪匽井无异位”,污秽不堪,“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

  ③巴州(今四川巴中)原州衙旁有几亩土地,“荒秽不治,其日久矣······间有好事者,

  足迹及之,往往掩鼻蹙额,唾之而去”,宋徽宗时,宗泽贬任巴州通判时,“ 斩荆棘、

  锄蓬茅、易败坏、泄污潦,因髙而基之,就下而凿之,首构一堂,独擅群胜”,“臭腐化

  而道路河湖中时有腐烂的人畜尸体,对空气的污染也很严重。宋神宗时,潞州(今

  山西长治)城中,无主尸骨“暴露残骼,马牛践驰,游稚鞭击,秽蒙泥沙,痛梗榛棘,

  严霜烈日,谁尔覆匿,人或过之,掩鼻屏息”,为此,通判李昭玘将他们一一收敛,并

  ① 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 年第 12 期。 ②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第 398 页。 ③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 39《夷陵县至喜堂记》,第 562 页。 ④ 宗泽:《宗忠简集》卷 3《贤乐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25 册第 38 页。 ⑤ 李昭玘:《乐静集》卷 8《祭枯骨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22 册第 293 页。

  宋代城市中的手工业,种类繁多。仅东京城官营的广备攻城指挥所属的就有:“大

  木作、小木作、皮作、大炉作、小炉作、麻作、石作、砖作、泥作、井作、赤白作、桶

  作、瓦作、竹作、猛火油作、钉铰作、火药作、铁作、青窑作、窟子作”①等 21 类。而

  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禙作、装銮作、油作、朩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

  如此众多的手工业作坊,特别是上述大炉作、小炉作、铁作等金属冶炼方面的手工业生

  产,产生的废气数量大、毒性大,严重的污染了城市空气。除手工业之外,城中昼夜不

  息的饭店、酒楼,也产生了大量的油烟,像成都城中,“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③而东

  每个地方都深受蚊蚋之苦,而马行街中“永绝蚊蚋”,显然是因为这里商业繁盛,产生

  另外,宋代北方地区还大量使用煤炭作为燃料之用。宋代东京城内的官办煤炭场就

  有 20 家之多,“河(汴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厂”。⑤庄绰曾回

  忆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⑥而今天重要的产煤区陕北地区,

  在宋代已经大规模地使用煤炭了。“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⑦从这句宋人

  描写延州(今陕西延安)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延州已经普遍使用煤炭作为燃料,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0 之 7,第 2995 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 13《团行》,第 191~192 页。 ③ 庄绰:《鸡肋编》卷上《各地岁时习俗》,第 21 页。 ④ 蔡絛:《铁围山丛谈》,第70页。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6 之 48,第 3649 页。 ⑥ 庄绰:《鸡肋编》卷中《石炭》,第 77 页。 ⑦ 庄绰:《鸡肋编》卷上《川陕驿路纪事诗》,第 17 页。 ⑧ 沈括著,胡道静校正:《梦溪笔谈校正》卷 24《杂志》1,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5 页。

  煤烟“墨人衣”,甚至与洛阳城的尘土一样多,当时延州的空气污染之重可见一斑。

  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以及煤炭的使用,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甚至

  还导致了一些地方的降雨产生了化学变化。例如,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 年),临安

  总之,由于宋代城市的长足发展,使得当时城市中面临着诸多的环境问题。城市规

  划被打乱,侵街、侵河现象严重,城市中充斥着大量的污染物,而这些污染物又造成了

  有的是植被遭到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例如关中地区。秦汉时代这里是“沃野千里”,曾经“八水绕长安”,曾经柳树是长安最常见的树种之一。宋代以后,那里的水土流失就逐渐严重到失去首都功能了。

  另一种环境破坏就是粪便污染导致的地下水盐卤化。古代城市遗址经常在小范围内变迁,有时候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在生活用水依赖井水的地方,这一点尤其明显。

  隋朝开皇二年,隋文帝命宇文恺修建大兴城,九个月就修筑完成。但是皇帝给的工期太短,在营造大兴城下水道的时候,宇文恺为了节省工程量和时间,并未将铺设的地下管道连接在一起,而是留了许多未连通的竖管,任由导出的污水自由排放。

  唐长安城就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过了三百多年,朱温入主长安,劫持唐昭宗入洛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安水苦”,对于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说,长安的地下水源,已经在三百多年的粪便尿液不间断排放中,受到了污染,变得盐卤化,不再适合大规模人群居住了。

  也因此,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华夏历史上王朝的首都。长安地下水源的污染,或许就是统治者们在选定都城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吧。

  为了盖宫殿砍光树木这一点也不稀奇,到了明清两代,能做殿梁的大木都只能从西南深山里面运出来,整个中原都没有了。

  并不是,太行山区历史上也是有很多树木的,但因为战争、开垦等因素破坏很严重。

  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后梁太祖诏胡规修洛河堤堰,军士因而过度砍伐百姓园林,河南尹张宗奭奏其事,胡规被军法赐死。

  中央电视台前主播柴静去年拍了套名为《穹顶之下》有关内地雾霾的纪录片,轰动一时,最近《财富》杂志更把柴静选为全球领袖中的第28位,突显环保问题的受到重视(对雾霾的分析,可见本栏2015年3月9日的拙作〈《穹顶之下》的雾霾经济学〉)。

  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华北,柴静建议用水把煤先洗一洗以减少污染是否行得通,又或她有关能源分析的数据,都存有争议,但《穹顶之下》的确引起人民对环保的关注;据说中央领导人也曾召开讨论雾霾的会议,柴静的努力,并无白费。

  雾霾只是中国环保问题的一部分。在经济发展丶 人类不断对自然界作出需索的条件下,环境是否不可能得到改善?我过去曾提出「环境库兹奈斯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概念,指穷国收入上升时,会因工业的引进而污染增加,但到了人均GDP超越6000至8000美元左右的转捩点後,人民对环境的诉求愈来愈高,愈肯花费资源改善环境;再加上社会有更多的资源与财富控制污染,环境问题会得以改善。中国的人均GDP已在8000美元左右,再过几年便可进入世界银行所划分的「高收入国家」行列,EKC第二阶段的条件已逐渐形成。

  在技术上,APEC蓝是一种启示,政府要有蓝天,蓝天便真的如期出现,可见中国并非无能力改善环保,问题是这要付出多少代价而已。走些弯路,犯些错误在所难免,但如何可少走一些弯路?

  我们若要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环境问题,并制订出有效政策,须从更宽广的视野丶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思考人类的行为,以及他们与大自然的互动。人类大肆破坏大自然,已有数千年历史,EKC显示出的乐观前景,是以高收入新科技为前设条件的,但无论未来怎样走,起点却是不能脱离过去的历史。

  澳洲的汉学家艾文(Mark Elvin)於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大象的撤退》(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对中国4000年来的环境史提供一个别树一帜的角度。在现代工业出现前的数千年中,人类破坏大自然最严重的行为,莫过於大量砍伐树木,摧毁森林。艾文认为,若要看中国历史上少了多少森林覆盖的面积,更简单的办法莫如观察大象撤出神州大地的过程。

  大象与森林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大象怕冷怕热,需要树林阻挡阳光长时间的曝晒,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与水,後者不但要作饮用,而且是降温的工具。大象的适应性不强,它们栖息的地方若失去树林,便活不下去;但大象迁移的能力却很强,日行数十公里,绝无问题。根据这些条件,某地的树林砍伐殆尽後,大象是必会迁离的,跟踪大象撤退的路径,等同知道森林消失的轨迹。

  艾文大量引用内地学者文焕然在《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一书中提供的资料,指出4000年前,在今天北京附近的地方有大量大象活动繁殖,其後大象逐步南迁,到了2000多年前,主要栖息地已转至长江与淮河之间,以後南迁不绝;到了宋元明期间,华南广东福建一带,野生大象仍多,今天则只在云贵边陲小量地方才见踪影。

  古代华北有象?不要忘记,河南省中原地方别名是「豫」,此字由象而来,显示古时中原是象群栖息之地。商朝的文物器皿和甲骨文中,象常有出现(另一庞然大物犀牛在中国历史上,跟象也有类似的重要性)。夏商时代,华北天气远比今天温暖,象的南迁,会否只是天气後来变冷所致?这只是部分原因, 文焕然等人有查核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发现在秦汉时期气候一度回暖时,大象只是从淮河流域一带稍为北返,没有再回归到夏商时期的老家,原因正是华北的生态早已变化,不少树林已遭破坏。

  为何要斩树,并且要赶走象群?原因是农民与象有利益冲突,前者须拓地耕种,砍树焚林,是他们取得土地的手段,且野象可能践踏农地,尤其是一些给群象所逐的孤零零流氓象的破坏力更大。中国的农民并不喜欢大象。

  我曾有疑惑,象在南迁过程中要渡过黄河长江等天险,它们没有船,如何做得到?我有此疑问,盖因受象棋中的象不能过河这一观念所惑,以为象不懂游泳,殊不知象实乃超级泳手,其体形巨大,排水量惊人,可浮在水中,其长鼻可轻易伸上水面呼吸,有此天赋异禀,在水中连续游泳五六小时轻而易举;有说斯里兰卡的大象都是从印度渡海游过去的,黄河长江根本挡不住它们。

  数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便是不断斩树作燃料,开垦土地耕作并多生育人口,历代中有关大量伐木的记载也多得很,唐代柳宗元的诗《行路难》便是一例。我念大学时,曾写过篇研究习作,是关於中国树林的。依稀记得,解放初期,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剩下等於国土面积的5%左右,与世界当时三分一的覆盖率相差巨大,中国的环境遭破坏得实在厉害。五十年代,中国大力推行植树造林运动,据官方统计,到了五十年代後期森林覆盖率已回升至10%,但当然离世界的平均覆盖率仍甚远。

  今天情况又如何?有关世界各地森林覆盖率的数据,不同机构所报道的,往往有些差异,我只选取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据WDI的数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於1990年是16.7%丶2000年是18.9%丶2013年是21.9%;近10多年来,种树造林运动规模巨大,每年新造树林面积大约等於一个麻萨诸塞州!不过,21.9%与2013年世界平均的30.3%森林覆盖率仍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也要注意,2000年世界森林覆盖率比今天更高,是31.2%,这意味在世界不少地方,其社会不是在造林,而是在摧毁树林。例如菲律宾在二十世纪中,森林覆盖率便从70%跌至20%,印尼丶越南和非洲不少国家都有类似的严重情况。上述情况与EKC的道理吻合,穷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破坏环境往往毫不在意,甚至是不遗馀力。中国近年的改善,虽仍未足以补救几千年来的破坏,但在造林这单一项目上,总算是进入了EKC的第二阶段,即收入提升後会逐步改善环境。

  中国造了这麽多树林,是否已经走上修补环境的不归路,以後一切向好?这又未必。2013年中国的人均可耕作土地只得0.08公顷,与世界的平均0.2公顷差别很大,与欧洲和中亚的0.46丶美国的0.48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土地的压力仍大,城镇人口激增,在个别地方仍须伐木。

  更大的问题是,过去的造林效果是否理想?华北地区缺水,沙漠化严重,中国所种的树品种单一,主要讲求树根可深入土地低层吸收水分,有时新造树林中的土地表层变得更为缺水,可以抓得住沙土的草不能生长,风沙继续肆虐,新种的树能否存活是一大挑战。

  环保的科技问题可以通过研究解决,更基本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如何定位才能使人类得到可持续的丶最大的幸福。我们其实不能责怪我们的先辈为何不断伐木破坏环境,不这样做,以从前的科学水平,他们有能源煮食丶有土地耕种吗?他们连生存也有困难;但今天条件已不一样,经济的富足与科技的进步已可使我们从另一层面订定策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非不可达到。

  上文提过,治理雾霾的核心问题是愿不愿意付出足够的代价,其他与环保有关的问题亦如是。这便构成一个典型的经济议题:付出资源,搞好环境是否符合经济效益?据一些估计,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可能高达50万人。生命有价,按照关於雾霾经济学我去年的拙作所订定的假设,每年少50万人死亡,粗略估计等於每年创造了5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此种效益在传统的GDP计算上不会包括在内,但这只是GDP计算上的缺失,并不等於生命无价值。每年5万亿元的回报,假设市盈率是10,那麽投入50万亿元的资源去改善环境也是符合成本效益之事。

  常有人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其实这只应针对煤炭钢铁等生产过剩的行业,经济中有另一些部分,是产能严重不足的,环保便是一例。把资源从产能过剩的地方抽过来投在改善环境之上,正是在新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上面的分析并不适用, 原因是古人若要生存,扩充耕地才是硬道理,而且当时也未有出现因工业化而带来的雾霾与其他污染,生命并未受到污染威胁,但现时情况已不一样,中国已在EKC的拐点中转了方向,未来数十年,环保及相关的工程与科技在中国大有需求。